即便如此，拘泥于法条个别字句的机械主义依法行政观或依法裁判观，笼统地（不对认识与评价的要素加以必要区别地）认定因果关系的思维习惯，都将使得裁量收缩理论的作用空间大打折扣。

一般而言，基于合同双方约定，如存在合同履行不当，不遵守相应的管理规则或者服务提供质量存在问题则可终止协议，重新通过招标投标程序寻求新的服务提供商。例如，天津市滨海新区天同贻芳托老所的运作模式是由天津市滨海新区租赁给天同颐养院运营的。

但政府保障型契约的缔约主体资格存在一定限制，这种限制程度依公益性的确保要求而有所差异。例如，养老服务领域的缔约主体资格限制既包括民事法律关系上的主体身份确认，如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拥有养老服务行业管理经验及专业养老服务团队、具有与项目投资总额相匹配的经济实力等条件。孤寡老人本就是敬老院模式期间的保障对象，并一直受到农村五保户制度的庇护。通常来说，评估结果好，便会续约，发放补贴。确定一定程度的政府临时接管责任，是对我国当下养老产业发展的一种预防性保护。

同时，养老机构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与社会整体的经济、社会秩序相关。在巨大的养老负担面前，市场化和社会化是必然选择和趋势，但为了预防养老产业和教育产业化一样的风险，即过度市场化所带来的不平等以及市场混乱所带来的规制成本等问题，需提早加以预防。更重要的是，《公众与行政机关关系法典》从名称到内容，均显示出不同于20世纪出台的行政程序法典（行政基本法典）的特点，为已在世界范围持续一百三十余年的行政程序法法典化浪潮注入了新的时代音符。

值得注意的是，行政基本法典加部门行政法典的大法典思路虽主张内容上行政法典由一般行政法律规范加部门行政法律规范共同构成，但同时在编纂进路上均采用了先分后合的编纂进路，认为基于不同部门的行政法律规范内容上的巨大差异性和法典化成熟度之不同，需要先行区分一般行政法律规范和部门行政法律规范，分别进行行政基本法典和部门行政法典的编纂，之后，再对行政基本法典和部门行政法典进行组合，最终完成行政法典的编纂。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1/content_5633446.htm，最后访问日期：2023年9月5日。[45]参见王万华：《大数据时代与行政权力运行机制转型》，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第96—98页。新型数字权力与传统行政权力的叠加，加剧了政府与私人之间的力量对比鸿沟。

但是，在具体将哪些法律规范纳入基本法典中，仍存在差异。[26]又如王万华提出编纂程序主义进路的行政基本法典，所谓程序主义进路是以行政活动遵循的一般性行政程序法律规范为法典的核心内容，同时对行政组织法、行政实体法和行政救济法，部分实现法典化的法典编纂思路，[27]也是一种对一定范围一般行政法律规范而非全部一般行政法律规范进行法典化的编纂思路。

《国务院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中提出，2035年基本建成整体协同、敏捷高效、智能精准、开放透明、公平普惠的数字政府：整体协同是建设数字政府的基础，这一基础需要完善相应制度予以保障。 注释:*本文系202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法治政府建设的程序立法研究（项目批准号：22JJD82002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其四，传统行政法律规范为主还是大数据时代的行政基本法典？我国行政基本法典宜全面回应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立法需求，定位于编纂数字时代的行政基本法典。在其关于将行政救济部分排除在行政基本法典范围之外的理由阐述中，亦很明确阐释了以行政权力作为单一规范对象的法典内容定位思路。

[51]参见王万华：《论政府数据开放与政府信息公开的关系》，载《财经法学》2020年第1期，第13—24页。法治政府的法律规范体系定位过于强调法典与实践之间的对应关系，在实现法典法律规范体系全面的同时，难以保持法典的体系性。第七编为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行政基本法典加部门行政法典的编纂思路虽具有法典涵盖规范更全、执法人员查找规范更为方便等优势，但这一编纂思路下形成的行政法典，其内在结构必然是松散的，形式上会走向法律汇编，并非法规范体系整合意义上的法典编纂，法典编纂所追求的体系效应难以彰显，且会存在以下一系列问题，使得法典再编纂的意义受到很大减损：第一，部门行政法典中的法律规范性质多元，并非纯粹的行政法律规范，不适合与行政基本法典整合在一起进行法典再编纂。

行政程序被设计用于获得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而非仅适用制定法作出决定的过程。除行政基本法典之外，《2021年立法工作计划》列举的行政立法领域的法典还有环境法典和教育法典，学界同时还在讨论编纂税法典、劳动法典、军事法典等部门法典。

正如法国最高行政法院副院长让-马克-索韦指出：它与一些值得称赞的伟大法典一起，是我国在法律和法律质量方面从未放弃远大抱负的不容置疑的标志之一。如果将部门行政法典整合进入行政法典中，只能是在保持部门法典的独立成典基础上，按照一定的排序规则对部门法典进行排列，不可能将所有部门行政法典中的法律规范拆分之后进行体系整合，此种集中汇编，实际效用不大。

法典编纂作为一种特定的立法活动形式，有其自身的内在规律和特定要求。如果相关方不愿意选择在线方式，则可以在行政机关规定的期限内联系行政机关。第一，更好回应线上行为层面的整体政府的建构。[34]行政法法典化是编纂体系性法典，而非行政法律规范的简单汇编，应当说已经形成相当共识。行政机关举行网络公开协商的决定应当在法定的官方网站上公布，载明协商开始和结束的日期，并应说明所提出的意见是否会出现在选定的协商网站上。第三，将全部一般行政法律规范整合在一部法典中，便于使用者查找、适用一般行政法律规范。

[9]除部门行政管理法律规范外，还存在大量适应地方治理需要而制定的地方层面行政法律规范，但是地方层面行政法律规范对行政法法典编纂不具有影响。第三，可以保持行政基本法典的稳定性，提升法典平衡法典之常与社会之变的能力。

这一问题在行政组织法部分将尤为突出。关保英：《〈行政法典总则〉对行政法治理念的整合》，载《法学》2021年第9期，第48页。

与第一代、第二代行政程序以对抗式程序制度为特点不同，第三代行政程序是一种在全新的、非科层化的、去中心化环境下运作的程序机制，注重政府—私人、行政机关内部的合作，及国家—超国家之间的合作治理。因此，选择主观行政法律规范体系定位，能够更好地帮助实现政府治理现代化这一编纂行政基本法典的根本目的。

此外，建设数字政府亦是服务于政府治理现代化这一目标，与编纂行政基本法典的根本目的相一致。因为法典编纂只是立法活动的一种形式，有的立法事项更适合以制定单行法的方式予以回应，如行政机关编制、组织、公务员制度等法律制度，如果以单行法的方式制定，更契合这些制度政策性强等特点。第三，由于不同部门行政法律规范的完善程度不同，实现法典化的成熟程度差异大，行政法典将因此一直处于待完成的开放状态。其二，法治政府的法律规范体系还是行政权力的法律规范体系？行政基本法典宜选择具备法典体系性的行政权力的法律规范体系定位。

行政组织法部分注重对行政权力的组织机构、编制、人员等要素进行完整规范，在基本法典中建构完备的静态组织法律制度体系。[40]王万华在程序主义进路的行政基本法典框架设想中也提到：行政组织法部分仅将与行政活动密切相关的法律规范整合进入法典，从主体的角度，而非从组织、人员、物的方面，在法典中进行规范。

（三）立法选择：行政权力的法律规范体系法治政府的法律规范体系与行政权力的法律规范体系两种定位，各有优势与不足，既反映出行政基本法典法律规范体系定位这一问题的复杂性，也意味着不管采用何种定位，均会面临争议，都并非完美之选，只能是作更优选择。法国在编纂《公众与行政机关关系法典》的过程中，深受欧盟推动的以良好行政为中心内容的公共行政改革的影响，并回应了21世纪以来数字技术在公共行政中的广泛应用，对应去中心化的、多元主体合作治理的新型政府治理模式，以建构公平、开放、透明、简化、便捷、私人友好的现代政府治理机制为目标，广泛建构了第三代行政程序制度。

行政机关在线征得相关方同意后，相关方可在行政机关提供的方式中选择一种接收其申报书。第三，更契合数字政府之下的行政组织法律制度建构需求。

[47]又如王敬波提出的行政基本法典框架设想中，第四编政务公开与数据治理，该编第二章为数据治理，体现数字行政法律规范的内容。第三代行政程序是一个新的混合体，旨在回应新的治理模式产生的变革。如法典第一卷第四章第四节规定了行政机关之间的信息流通，并要求信息以电子形式提供，[49]第L.114-8条规定，各行政机关应相互交换处理公众提出的请求或公众根据立法或法规文本提交的声明所需的一切信息和数据。[24]马怀德：《行政基本法典模式、内容与框架》，载《政法论坛》2022年第3期，第53—55页。

其五，规定了政府数据开放制度。[5]参见朱明哲：《法典化模式选择的法理辨析》，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21年第1期，第111—112页。

除了将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赔偿制度悉数整合纳入行政基本法典之中，还要完善层级监督、政府督查、预算监督、审计监督、行政问责等各种类型的监督制度，从而建构起完善的来自国家权力结构内部的监督体系。[28]无论是姜明安提出的编纂行政程序法典，还是王万华提出的程序主义进路的行政基本法典，均以行政权力为单一规范对象，将纯粹的机构、编制、人员等法律规范，及对行政权力进行监督和救济的法律规范，排除出行政基本法典的调整范围。

第二种是编纂行政基本法典加部门行政法典的大法典思路。[45]随着数字政府和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推进，如何在行政基本法典中对之作出回应，是目前行政基本法典编纂中关注度高的领域之一。